深圳特区40年,3万人变2000万,是他们成就这座城|草地周刊

 admin   2020-10-17 07:36   11 人阅读  0 条评论

深圳特区40年,3万人变2000万,是他们成就这座城|草地周刊

原标题:深圳特区40年,3万人变2000万,是他们成就这座城|草地周刊

从1980年设立特区时不到3万人口,到如今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成为我国最大移民城市,这里吸引了无数人

40年来,从满地黄土到高楼林立,这座城发展速度惊人且设施便捷、治理精细,几乎浓缩了国人对“发达”城市的所有想象

与其说这里圆了许多人的梦想,不如说是敢闯敢拼、勤劳智慧的人们塑造了锐意创新、彰显个性、追求卓越、宽容失败的城市个性和风貌

这里,是深圳。他们,是成就深圳的每一个人

首发:8月28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周科、黄垚

从1980年设立特区时不到3万人口,到如今实际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成为我国最大移民城市,这里吸引了无数人。

40年来,从满地黄土到高楼林立,这座城发展速度惊人且设施便捷、治理精细,几乎浓缩了国人对“发达”城市的所有想象。

这里像梦想“滋生”的温床,城市上空充满着触手可及的“成功泡泡”,仿佛只要努力踮踮脚就能够着。

不怕失误,不怕特立独行,不怕大胆突破,就怕没有想法、懒于试错、疲于奋斗。

与其说这里圆了许多人的梦想,不如说是敢闯敢拼、勤劳智慧的人们塑造了锐意创新、彰显个性、追求卓越、宽容失败的城市个性和风貌。

这里,是深圳。他们,是成就深圳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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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4日,第十七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在深圳启幕,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家专业机构和组织、四万余名海内外政府代表、专家学者、高端人才应邀参展参会。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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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荒者

登上前往广州的火车时,杜先芳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那是1983年的春天。18岁的杜先芳和几十个同事一起,从湖北荆门出发,前往一个“刚被圈出来的地方”。彼时,距离深圳建市不过4年、设立经济特区不到3年,万丈高楼还处在“平地起”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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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1984年,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施工设计者之一、28岁的罗君东在施工现场留影(新华社记者刘玉生摄);右图为2018年12月5日在深圳市福田区家中拍摄的罗君东(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他们是中建三局的建筑工人。辗转到达目的地,意料中的尘土扑面而来。“地方很小,路很窄,破败得完全没有城市的样子。”这是杜先芳对深圳的第一印象。

他们随后被分到国贸工地,由于人手短缺,这支一半都是姑娘的粉刷工队伍全被改成了钢筋工。“每天我们去加工厂清点钢材,然后运到操作平台,再进行绑扎。”杜先芳说,刚开始一个劲跟着师傅干活,并不知道自己在参与建设中国第一高楼。

很快,标准层开始使用滑模施工,这是浇筑混凝土阶段省时省材料的办法。杜先芳在龙门架下方的狭小空间内绑扎钢筋。每半小时滑模提升20厘米,在此期间不仅钢筋工要完成绑扎,混凝土也要紧接着打入其中。

不断沿着凝固混凝土表面向上滑动,滑模让施工效率得以提升,但过程不能停顿。“很多时候要么暴晒要么淋雨,大热天时踩在钢板上直跳脚,下雨就直接把手套摘了,靠一双肉手‘对抗’钢筋。”杜先芳说,“下班时衣服上都是锈,最开心的是每天能吃到小蛋糕、喝汽水。”

他们住在工地旁用毛竹搭成的简易工棚里,除了床几乎没有其他家具,被大家戏称为“竹园宾馆”。这是早年深圳建设者的集体记忆。比杜先芳更早来深圳的铁路工黄海清回忆:“实在没地方住,只能用竹子搭,夏天高温也没电风扇。”

起初,一条通向广州的单轨铁路、一段连接香港的木桥成了深圳与外界少有的联系。在几近荒芜的土地上,黄海清指挥着30多辆运输车不停往返、运送材料。各地建设者、工程兵蜂拥而至,慢慢打通城市血脉。单轨变双轨、木桥变新桥,直到建成贯通内外、纵横交错的路网。

工作和生活简单朴素且艰苦,这群刚离开家乡的年轻人无暇思考太多,但杜先芳还是被“卷”进了一场历史奇迹——随着滑模施工技术使用逐渐熟练,楼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速度。

“滑模一直不停,我们也不停,就想赶紧干完。”她说,“那时候年轻,浑身都有劲,三天只睡几个小时都没事,很多时候眯一会儿就得接着干活。”

1985年底,国贸大厦宣告竣工,历时37个月,以160米的高度摘得全国第一高楼桂冠。此后,“三天一层楼”成为深圳速度的象征,神话与奇迹打开了深圳敢闯敢拼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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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底竣工的深圳国贸大厦(资料照片)。

7年后,邓小平登上国贸大厦53层旋转餐厅,在此发表了南方谈话中的重要内容。

国贸大厦建成后,短短几年,深圳已开始显现商业发展的“端倪”。年轻的高楼和街道翻涌着充满机会的“波浪”,吸引着五湖四海跃跃欲试的人们。

张庆杰凭着发小一句“要不要去闯闯”,就带着一辆二八自行车从老家汕头来到深圳。已经建起部分楼房的罗湖区经济发展小有规模,夜晚依然热闹,让他感到新奇又兴奋。

“感觉遍地都是可以做的生意。”张庆杰决定先利用手头的自行车和不多的本金卖水果。每天一大早,他骑车到30公里外的蛇口码头进货,再骑回罗湖。折腾两三个月后,他又看中了日用品和服装市场。“最开始只租得起别人店门口那一小块旮旯,拿纸箱子摞起来放几条裤子卖,后来慢慢好起来了。”他说,“那时候只要你敢试,做生意难度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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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改革开放初期的罗湖口岸。新华社记者卢炳辉摄;右图:2018年的罗湖口岸。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在摸爬滚打中走进了上世纪90年代,张庆杰已经开了几十家小型商场,主营服装和电器。员工数量急剧增长,管理上的难题随之而来。“当时我从老家带了两三百个老乡过来,为了激发大家的热情,就搞了激励机制。”他说,通过每个月拿出30%的利润奖励老员工,收效甚好。

不久,张庆杰的生意版图拓展到还未开发的南山区。本想开个百货商场的他,发现周围并没有居民,倒是有些没盖好的楼房,索性他直接转行做家居建材。“我把很多家居品牌集合在我的店里,像一个超市,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招式”正确的张庆杰从此跟着深圳城市发展路径“开疆辟土”,哪里盖房,店就开到哪里,慢慢建起自己的“商业大厦”。

如今,深圳已不再是名字中“圳”所描述的田间水沟,曾经星罗棋布的鱼塘和村庄被宽阔道路和高大建筑替换。许多和深圳一起“起高楼”的拓荒者选择在这里安家,让自己的人生和这座城市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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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拍摄的深圳市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已经退休的杜先芳每到国贸大厦总会想起当年的峥嵘岁月,“我常跟女儿自豪地说,看,这一块就是老妈建的。”

奋进者

程一木1991年来到华强北时,这一带还是工业区模样。站在华强北路口向北望去,厂房遍布,唯独他工作所在的赛格电子市场还有些热闹。他完全没想到,这条主干道900多米长的街区,之后会商铺林立、人潮涌动,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市场。

“发迹”于上世纪90年代,华强北像有一股魔力,任何新式的电子产品一到这里,相关配件、组装、销售迅速聚集,再在全国市场铺展开来。深圳宽松的市场经济环境,加上电子产品市场尚属“蓝海”,似乎每一个元器件都在抛出橄榄枝,只要“入场”,收益显现。商户们马不停蹄寻找商机、配套产业链、打开市场,一步步将华强北推向行业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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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华强北商圈。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陈海升1994年就在华强北租了店铺,卖录像机、VCD、传真机。“以前很多人来深圳出差,都要带一个电器回去,每天出货量很大,早上还没开门就有人排队了。”他说,“那时候生意简单,只要胆子大就有机会。”

但机会带来的“红利”并未持续太久,店铺越来越多,竞争自然更加激烈,陈海升开始寻找新的出路。他开了一家传真机组装厂,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品质一直不过关,两年后工厂宣布倒闭。

回到华强北的陈海升决定进军上游,做电子元器件。“以前一个电子产品可以卖两三千块,元器件一个才不到一分钱。”但无奈转行的陈海升很快发现,“这个市场是真的大,元器件是刚需,所有电子产品不可或缺,就像人依赖大米一样。”

有开工厂经验的陈海升意识到品质和品牌的重要性。“我们最初的产品是含铅的,但接触国外加工厂后,他们告诉我以后欧盟的标准是无铅,我就痛下决心把含铅的产品一次性处理掉了。”他认为,选择含铅和无铅的区别,在于想做生意还是事业。

“一条道走到黑”的陈海升随后见证了小灵通、手机、电脑等在华强北的“高光”时刻。手机市场的鼎盛将华强北推到了浪尖,高峰时各个大厦80%都被手机商占据。

涂皓就是其中之一。“起初租柜台,一个月能卖2000台左右,一年后租下店面,月出货量就破万了。”华强北山寨手机“疯长”,几乎垄断了全国市场。“极盛”过后,迎来大跌,但他早有准备。

“之前我出差就发现,没有自己的品牌是不行的,但大品牌已经占领了国内市场,想要突破很难。”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南美洲。续航能力强、价格实惠、能收看电视,涂皓很快抓住了当地消费者的喜好。

“早期南美人喜欢全键盘,因为他们习惯按键打字。我就按照他们的喜好设计外观,再装上天线,一拉出来就能看球赛。”靠着对市场敏锐的洞察和华强北完整的产业链,涂皓逐渐在南美打开市场。随着手机更新换代,他也开始开发平板电脑、蓝牙音箱等产品。去年,他的公司销售额达到3亿美元。

涂皓把自己的成功转型归结为“市场推动”。早期的华强北的确赋予了太多人机会,面对“从天而降”的市场机遇,只要靠勤奋进取,就能带来收获。但随着时间推移,华强北的成功秘诀加入了品牌思维、研发创新、营销方法、战略规划等更高要求。

“充满机会”是当时深圳每一寸土地散发出的“气息”,但通往成功的道路向来不只有一条,千千万万奋进者在各自赛道上施展拳脚、各显神通。

当“陈海升们”在华强北“搅动风云”时,贺鹏麟在汽车修理厂当学徒。一开始,他只能跟在师傅后面有样学样,并不知道每天拿在手里的各种汽车部件是什么原理。但好学的贺鹏麟还是找来了书籍,晚上在车间把放下来的部件解开,对照着一一摸透。

“比如发动机没力到底是点火系统还是喷油系统故障,根据原理两三个步骤就能找到故障点。但如果不懂的话,就只能一个个部件换,这是非常浪费的。”一心钻研修车的贺鹏麟只想尽快提高技术,因为“当上师傅工资能涨不少”。

想法单纯的他在第七年迎来机遇。“有个司机看我活儿不错,懂电路和维修,就介绍我去一家科技公司做GPS安装。”贺鹏麟说,一开始产品装到车上可能产生故障,他就负责解决电子设备和车辆的兼容性问题,“很有成就感”。有一次去甘肃出差,车上电台一启动就带动雨刮,他凭借经验加了一个滤波电路,果真解决问题。

他很喜欢向研发团队的大学毕业生请教,“以前遇到问题要去图书馆翻书,现在问一句就能知道是咋回事了。”

之后他又去了一家生产汽车故障诊断仪的公司,主要辅助工程师进行产品开发。丰富的实战经验让他成为修理厂和工程师之间的“桥梁”。“修理厂修不好的车就找我,全是疑难杂症,我就凭经验辅助工程师找到‘症结’所在。”这段时间成了贺鹏麟修理技术进步最快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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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贺鹏麟在做卡车行车数据采集分析。

2005年,贺鹏麟参加深圳市汽车维修技师职业技能竞赛,获得汽车维修电工第一名,直接取得高级技师证书。技术带来的荣誉接踵而至,2012年,贺鹏麟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没想到高中文化的我能得到这份殊荣。”他说,是城市包容宽松的氛围和机遇成就了自己。

这些年,贺鹏麟一直在研发盲区主动刹车系统,希望解决大型渣土车盲区事故多发问题。“渣土车走的地方通常比较复杂,传感器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业内也没什么参照。我们2018年春天在小轿车上基本测试成功了,但换到大车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经过多次实验,他们终于定制出适用于近距离感应的雷达,在驾驶室右侧下方、前方保险杠两侧安装传感器,感应大型车辆起步和右转弯时盲区出现的人和电动车,自动刹车,避免事故。

贺鹏麟认为,这就是他在这座城市“奋进的目的和自我实现”,“因为这保护的是每个家庭的平安”。

颠覆者

“世界是三维的,以后所有终端都能通过三维看懂世界。”创业初期,黄源浩说这话时,没多少人相信。

光学测量博士出身的黄源浩曾用10年时间,辗转国际七个研究所,研究多个细分领域。“我从2002年就开始研究三维成像和测量,并且我认为将来一定会走进寻常百姓家。”基于这个信念,2013年,他在深圳创立奥比中光科技有限公司,专攻3D传感技术。

这是一家提供3D视觉传感器硬件和解决方案的公司,但起步阶段只有20人,其中五人负责研究芯片。

在深圳留学生创业大厦一个26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穿着防尘服、戴着护目镜的黄源浩在办公桌上摆弄测量仪、记录板,从零开始打造自己的三维世界。“芯片、模组……每一个核心部件的研发,我们都是在这个空间里完成的。”他说,最开始每年投入数千万,但产品和收入都是零,最艰难的时候账上的钱只够维持三四个月。

但复杂技术向来需要时间、努力和耐心浇灌。而黄源浩,还有更敏锐的市场眼光。2015年,他就判断在不久的将来,手机也会采用3D摄像头。其中,结构光方案的3D摄像头因在一米内近距离测量表现良好,是实现刷脸支付、解锁等功能的上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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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黄源浩在工厂检查产品。

他们果断做出了结构光方案和原型演示产品,但国内手机厂商有些犹豫,“毕竟国内外还没有手机用这种摄像头”。转机发生在2017年9月,随着全球第一个搭载3D结构光摄像头的手机推出,短短20天内,国内就有3家厂商向他们抛出橄榄枝。

根据自身规模,他们决定用所有资源和一家厂商合作,以保证质量。“客户的要求不是跟风国外技术,而是超越,这就要求我们的芯片更高效、功耗和成本更低、唤醒时间更短。”黄源浩说,这样的要求基本上“触及物理极限”。

在手机摄像头领域试水成功后,他开始在智慧零售、智能制造、AR/VR、智能安防、智慧交通、工业测量等领域拓展,服务全球客户超过2000家。

在资源、产业链和人才大量集聚的深圳,创新变现仿佛触手可及,但多年来,支撑公司前行的还是底层技术不断革新。目前,黄源浩团队已经在3D视觉感知主流技术进行了自主研发布局,成为全球少有在结构光、双目、iTOF、dTOF、面阵激光雷达5种3D视觉技术全面布局的企业。

“在消费端看起来颠覆式创新的产品,背后的技术演进都是渐进的。”黄源浩认为,自己不是颠覆式创新者,但他想成为领先全球技术的颠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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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企业云集的深圳南山区。新华社记者梁旭摄

有同样想法的还有王建涛。他是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发电机检修主任工程师。1996年中专毕业后,他进入大亚湾核电站维修核燃料装卸系统。最开始连设备上的英文都看不懂的王建涛,在工作的第10个年头,干了一件大事。

2006年,他被调去维修发电机。一上岗就发现,维修发电机定子线棒是个辛苦又容易出错的活儿。定子线棒内部结构复杂程度堪比人体血管,检修至关重要。

“以前测量它的绝缘状况前,需要把内部水分完全吹干。”王建涛说,“我刚参加大修的那次,已经过了10天,还偶尔能吹出点水。天天加班加点,也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折腾差不多半个月才测量合格。”

那次之后,他开始琢磨专用工具替代人工吹扫。最开始自己画图、买设备、加工模型,搞了10年电气的他尚能应付,但随后的编程直接让他开始了漫长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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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王建涛给回装后的定子线棒出水管接头打力矩。

接下来是怎样快速把水从定子线棒中全部吹出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压力不够高,但太高直接威胁安全,抽真空又很慢……”想不出办法的王建涛决定做个透明模型来观察。

他让同事用透明塑料做好线棒仿真模型,灌上水,装上进、出气控制阀。反复尝试自然吹、突然打开进气阀和突然打开出气阀三种方法。奇迹出现在突然打开出气阀时——“那时整个筒已充满了差不多3个大气压的压缩空气,出气阀突然打开,模型内就像一下子炸开了一样,气体和水混合翻滚着一起跑了出来!”

开明的领导立刻请国内顶尖专家做了评审,并决定在下次检修中试用。当王建涛按下触摸屏上的“启动”指令,压力开始慢慢上升。“2.8、2.9、3.0,都3.0了怎么还没排气?”他探头向排气口看去,“嘭”的一声,大量的压缩空气混合着水雾喷了他一脸。

接下来10年时间里,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改了多少次设计。改进到2017年第五代发电机定子线棒吹扫装置时,只用7.5小时就能达到绝缘优秀值。“这比原先的十来天快了好多倍,关键是全自动,不用人整天提心吊胆盯着压力表和操作阀门。”王建涛说。

除了不断改进定子线棒吹扫装置,这些年他还发明了发电机抽穿转子激光安全测控系统、发电机转子多功能模拟装置等,发明创新共申请国家专利128项,帮助核电站在更加安全的检修基础上提高效率,节省成本。

去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创新领军工程博士,继续在高电压与绝缘技术专业深造的同时,他还负责“发电机检修与试验智能机器人”项目。“以前我们每年花大力气将转子抽出来检修,稍微磕着碰着损失都很大。”他希望在转子和定子之间的狭小空间内放入检修机器人,更加安全高效地完成这项工作。

“目前全球还没有公司的机器人能实现定子表面清洁,槽楔故障处理、自动换槽等功能。”王建涛说,“我们不是在国外的基础上改进,而是从零开始,因为我们想比他们做得更好。”

梦想者

凌晨3点,热闹的城市逐渐“睡去”,陈用发一天的工作才刚开始。熬粥、煮豆浆、备菜……他经营的这家“左撇子早餐店”即将迎来第一波客人。

倒米浆、打蛋液、淋调料,即使只用左手,他依然准确麻利、动作一气呵成。他并非天生左撇子。店名和他自己经历相关,因为右臂截肢,所有工作只能靠左手完成。

1999年,不想在湖南老家挖矿的陈用发来到深圳打工,一下车发现地上没泥巴,他觉得自己来对了。他在南山区一家来料加工厂加工牛仔布,满是年轻人,三餐固定、生活有规律都让他感到兴奋。“好潇洒啊!”他感觉自己充满力量,工作也没有挖矿辛苦。

这样的日子只过了半年。一个赶工的晚上,他的右臂不小心被卷进机器,19岁的年轻小伙顿时失去一只胳膊。

“只想逃离”,陈用发迎来人生“至暗时刻”,吃饭拿双筷子都发抖。他在医院住了半个月,老板并不想在他身上花多少钱。如果不是工会的人告诉他,他甚至不知道还有工伤赔偿这回事。

他住在一位好心的律师家里,并不知道自己未来还能干什么。官司打了两年,15.8万元、两个假肢,陈用发终于拿到了赔偿。

“我仔细想了想,其实自己只是干不了重活,动动嘴和脑子还是可以的。”拿到赔偿后,陈用发联合工友们做一些公益,向受工伤的打工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疏导,一干就是七年。

“到2009年那会儿,深圳的法律援助起来了,我们就没存在的必要了。”感觉已经完成使命的陈用发决定做点生意。

他在龙华区一家早餐店门口租了一小块地卖豆浆,“刚开始做得真不好喝,而且产品太单一,生意一直不好。”

后来他学会了做肠粉,改进汤汁,在早餐店加入了各式米粉和粥,逐渐红火起来。做了十多年早餐的陈用发如今操作熟练。“有次顾客要求15分钟内做好15份肠粉,不然就不要,我只用了14分钟。”他说,“只要看到别人把我做的东西吃光就高兴得很。”

闲暇之余,他喜欢坐着四通八达的地铁到处逛逛,看看别的店铺怎么服务、别人广告做得好在哪里。曾经想逃离深圳的陈用发逐渐爱上了这里,“这里能让我一直学习,视野更加开阔,内心也更强大,我还能更多地去关心别人。”

如今,他的女儿已经在店铺附近的牛栏前学校读书。“我在网上提供社保、居住证和房屋租赁合同等证明后,就把女儿的学位申请下来了,非常方便。”陈用发说,“政府每年还有7000块钱学位补贴,剩下3000多块钱的学费完全负担得起。我现在就想好好在这里生活,重要的是女儿也在身边。”

偌大的城市藏着无数个坚强的陈用发,用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安静、踏实地书写梦想和人生。

王利军的梦想就藏在距离不远处的上围村,这是深圳一片还未被开发的客家居民村。不大的村庄里,一座座普通的农家小院被艺术家们改造得格外精致。去年,随便来走走的王利军觉得这里很漂亮,就直接住了下来。

他在村里找了一个带庭院的房子,过上了自己向往的生活。“我先把室内改造了一下,找来废弃乒乓球桌用作平时画画的地方。”王利军用自己的乳名“麦平”在这里建了工作室。平时给别人画画,闲暇时就到邻居家坐坐。

“这里祥和得像个乌托邦,出去都不用锁门。但这里的艺术家们也不只是‘闭关’创作。”王利军说,之前村里有些破败的房子,经过艺术家们改造,变成了展厅,“我们想跟村民一起,把这里建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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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军在上围村的画室创作。

涂鸦师陈传沛给村里的围墙涂满了墙体彩绘。他比王利军更早来到上围村,对这里的生活节奏早已十分熟悉。“我正在做一些乡村活化项目,上围的经历给了我很多灵感,这里不仅有艺术家营造起来的氛围,政府做的配套设施也很完整。”他说,“很多村庄面临人口外迁、祖屋荒废的问题,但我希望保留本土文化,重新展示给世人。”

每天在外工作回到上围村,陈传沛才觉得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这里,看不到城市里的一切,却又属于这个城市,“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能够在这样的大城市有一处安静的交流地,夫复何求呢?”

王利军希望,自己的绘画能在上围村落地生根。“这个城市那么包容,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梦想寄托的地方,而我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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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文字版“纪录片”看见特区“每个人”

首发:8月28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晓玲

“深圳既像一个魔方,又像一个谜团,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阅读、去书写,却仍然写不尽。写不尽的城市才是最有魅力的城市。”“我把深圳比喻为‘魔方’,不仅基于它的历史,更着眼于它的当下和未来,这个魔方还不知道要转出什么样的天地,一切都是未知数,更多的可能性使得深圳具有更大的期待。”

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刚刚问世的《深圳传:未来的世界之城》(以下简称《深圳传》)还散发着纸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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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传》书影

作者胡野秋是特区知名文化学者和作家,他客居深圳27年,深度参与并见证深圳特区的飞速发展。

胡野秋在《深圳传》里最大程度上摈弃了学术语言、逻辑圈套等形式外壳,回到文学,用散文和小说的笔法叙述与描写,力图让更多读者看到一个鲜活的深圳,而不是一个概念化的所谓“改革的前沿”“创业的乐土”,更多地呈现一个市井的、有烟火气的“人间深圳”。

特区文字版“纪录片”

翻开《深圳传》,不禁一喜,小品文、街巷故事、身边人物不一而足,短小精悍,活泼好读,嬉笑评说,轻松拈来。对于我这样的“新深圳人”来说,跟随作者观察、思考、生活、闲逛,用眼睛和脚步丈量常人罕至的角落,生动的故事和绵密的细节呈现眼前,书中人物就像是身边朋友,这种如临其境的阅读体验让人欣喜和过瘾。

在接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访时,胡野秋表示,“深圳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一切皆有可能。”他说,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不同的时期,总有一些新城异军突起,也有一些老城黯然退出,在犹如潮水般的进退消长中,有些灼灼其华,有些则逐渐被遗忘了。只有那些穿越过漫长岁月风尘,仍然出类拔萃、呈现卓越的城市,方可称为“伟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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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今,深圳跻身中国一线城市并成功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成为国际性都市;怀揣梦想的人从四面八方来此奋斗,成为敢想敢为的深圳人。正如胡野秋的解读:“对于深圳的现代性与独特性,我在书中通过大量的个案呈现,尤其是对深圳文化性格的形成,以及城市精神的描述,都向读者清晰地展示了深圳的两个维度,一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地域维度,二是传统文化与时尚文化共处的时间维度,这样的两种维度相遇,造就了深圳城市的现代性和独特性,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多元化’可以概括的,现在中国多元化的城市越来越多,但最具有现代性的城市还是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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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在深圳市南山区人才公园拍摄的无人机灯光秀。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当然,也正因深圳年轻,深圳人来源多元,所以虽人人尽知,却不乏误读——如文化沙漠,冒险家的乐园……在《深圳传》前言中,胡野秋也写出了常人以为的深圳:在很多年里,人们认为这里到处是黄金,当年“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人中,有一多半是冲着深圳而来;还有一些人认为深圳是暴发户,缺乏底蕴,略显肤浅,这里可以是事业的疆场,但不是宜居的温床;还有人以为这里充满着冒险家的争夺,商人们在尔虞我诈中获得快感,到处是灯红酒绿与刀光剑影,胆小者勿进;当然也有人把这里视为天堂。而只有在这里生活了一年以上的人,才能明白这座城市的形式与内容有多么地与众不同。认识一座城,总是由表及里的,正如认识一个人。

有相同感受的学者韩望喜表示,胡野秋的写作方式近乎纪录片的白描,这与他拍纪录片和电影有关。胡野秋描写的那些故事、人物、风俗、方言、街道,每个名字的呼唤,都令人心灵颤动。“野秋善于把那些看似不相干的生活细节连缀起来,细节如珍珠,自然构成故事,无需情节,浑然天成。”

几乎每个工作、学习和生活在深圳的人都对“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耳熟能详,但是真正能够了解深圳的前世今生、知晓深圳各种常识的人却为数不多。《深圳特区报》主笔王绍培认为,《深圳传》正好是一本常识之书,这些常识此前也有著述涉及,但不及《深圳传》这么集中、这么简洁,一册在手,几乎可以立即晋级为一个“深圳通”。

看见特区中的“每个人”

《深圳传》全书共有十四章,每章的主题都各有特色,涵盖了历史、人物、企业、文化、山川河流、地名、街巷、风俗、方言、建筑、草木、观念等,有具体的又有抽象的,各成系列又互相关联。可以说,这本包罗万象、丰盈充沛的城市传记,记录了特区新城的林林总总、角角落落。

但其中读起来最有意思的还是作者选取的那些个性鲜明的人物。胡野秋以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深沉,用多年积累的素材和精微的个人发现,关注到特区发展进程中的很多人物。这些人物有建造这座城市的伟人,有各行各业的英雄,还有很多年轻的追梦人,同时也关照了那些易被忽略的小人物的生存状貌,鲜活地呈现深圳这座城市的人本特色和人文情怀。

深圳特区40年,3万人变2000万,是他们成就这座城|草地周刊

20世纪80年代,打工者在深圳蛇口工业区凯达玩具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新华社发

这其中,除了有“改革先锋”美誉的袁庚,还有深藏不露的深商群体:华为任正非、腾讯马化腾、平安马明哲、万科王石、比亚迪王传福、华大汪建、大疆汪滔等。最有意思的是一些有故事的先锋人物,像“知否读剧社”的创始人资深话剧工作者李绍琴、小说家千夫长、青年歌手姚贝娜、书法家钟国康、书吧主人晓昱、青年诗人张尔、“大芬油画村”创始人黄江和村里的“梵高”们……

中国人书写历史热衷于“宏大叙事”,往往会忽略小人物和少数人的命运,而在一个以人为本的城市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应该被关注的。深圳的风云际会、城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景一物、新城新事都关乎几代人的拓荒史、青春史和奋斗史,从《深圳传》这些小人物的故事里,不同的人会在不同的段落中找到自己。

每个人都能看到城市的风貌,但难以看到城市的故事,更难看到的是藏在故事里的灵魂,而城市最迷人的恰恰是灵魂。这些有趣的灵魂,《深圳传》里都有。

可以说,《深圳传》跳脱出了传统“地方志”写作的窠臼,这本书是一个人的“读城记”。胡野秋说:“我用将近30年的时间阅读这座城市,除了用眼睛阅读,还常常用脚阅读,以入心入肺的深刻解读照见这座城的思想史和心灵史。”这本书同时还为许多人对特区的“误读”正名。“重要的是我力求重返这座城市的历史现场,把那些即将湮灭的光阴碎片打捞起来,并通过我的重新梳理,让今天的人能够看到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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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5月,在深圳市证券营业点门前,人们排队等候购买股票。新华社记者潘家珉摄

胡野秋告诉记者,试图迅速而准确地描述深圳,其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虽然它只有短短的40岁,但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超过中国其他任何城市,甚至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深圳不是日积月累建出来的,是用速度造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用梦想设计出来的。如此特别的城市,那就一定有特别的故事,而且,不仅仅是春天的故事。“魔方”呈现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描述性,正是这座城市的恰切象征。

“千城一面”下独一无二的城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形象模糊“千城一面”。地方性的独特精神成为城市对抗全球化趋势的手段。深圳呈现出了城市文化碎片化与多元化的特质,这种模糊的不确定性与飘忽性,同时又伴随着旺盛的鲜活性,使得这座城市的魅力呼之欲出。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和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深圳这座城逐渐由“功能城市”转向“文化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的综合作用日益受到高度重视。深圳也上升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都市,这座城市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它仿佛是一台无场次的先锋话剧,是一个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文化结构,这也许就是深圳的腔调,也是深圳被唤作“魔方之城”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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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深圳市福田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场一家创业企业员工在工作。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其实,一个城市的价值与生命,在于它的人文根脉和生活方式。深圳是座有着鲜明个性的城市,同时也是座有历史、有故事的城。很多人认为深圳是个没有历史的地方,事实上,古代的深圳也有迹可循。比如大鹏所城和南头古城;咸头岭的远古遗址,让深圳获得了历史的重量;而碉楼和围屋则是自古至今持续移民城市的深刻符号。

对一个城市最高的价值评估,应该是文化。即使在今天,深圳之所以能朝着“未来的世界之城”迈进,也绝不是只靠着经济、科技或者GDP的贡献,而是因为城市人文环境的改善。不然,一个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可能会让人惊叹,却不会让人尊敬,最终让城市获得尊敬的途径是精神、价值和文化。科技、金融等都只是手段,只有文化既是手段、又是目的。胡野秋说:“我在《深圳传》里也着力于精神、价值、文化的开掘和呈现。”

有作家曾说,世界上任何一座伟大的城市都需要经过两次建设,一次是建筑层面的、物质层面的;另一次则是符号层面的、文字层面的。没有对一座城市进行完整、系统地书写,则这座城市都是有待完成的。当然,理想的“重建”最好是文学性的,伟大的城市往往是作为伟大文学作品的舞台或者背景,从而被人阅读、记忆,从而伟大。

“我所说的打通古代、近代、现代史,指的是过去一提深圳,必然会先入为主地想到‘小渔村’‘一夜城’之类的当代史,所以‘年轻’永远是形容深圳最省事的词汇,人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深圳悠久的古代史。其实深圳在远古、上古乃至近代,都有过不俗的历史作用,只是因为近40年的成就太辉煌了,光芒遮蔽了那些远去的历史烟云。我想借着为城市做传的机会做一次缝合、焊接,而在把这些珍贵的碎片连缀到一起之后,突然发现了深圳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虽然我不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但我依然在历史的钩沉中,找到了深圳之为深圳的坚实基础。”

作为世界城市之林中的一个独特角色,深圳有别于任何一座城市。胡野秋觉得深圳可能是中国所有城市中最不可名状的,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如此。它的不确定性大于确定性,因为短短40年,从30万人到2000万人,地域、年龄等的聚集都达到了城市发展可能的极限,当这些在文化背景、习俗、语言、饮食等方面千差万别的人汇聚到一起,便形成了多元杂陈的城市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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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办公大厦旁挂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徐佑珠摄

在深圳,有很多人是与这座特区新城一起成长的,对这座城市的街道、建筑、风景都格外熟悉。但与此同时,也因为这座城市发育得太快,匆忙的成长中无暇记录自己的历史。不用说古代史籍记载寥若晨星、语焉不详、出处单一、孤证居多,即使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史,也同样踪迹难觅、各执一词且无权威认定。

胡野秋表示,在写作中遇到了不少困难,经常会感到诚惶诚恐,怕辜负了这座城和城里的人。新书出版之际,最想感谢的,还是深圳,如果没有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如果没有那些匪夷所思的传奇,便没有这本书的骨骼血肉。

《深圳传》还是作者献给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的生日礼物。“四十而不惑,也到了该提炼出一些东西的时候了,此时一次偶然的约稿便和必然的写作冲动迎头相撞,撞出了一本献给特区的生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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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姜锦铭 | 责编:刘小草、李牧鸣 | 校对:饶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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